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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
作者:肖潇  发布时间:2018-11-22 16:06:31 打印 字号: | |
  前段时间,我想找几本以反腐为主题且可读性较强的书。几位友人不约而同地推荐了张宏杰先生,认为他的书既有深刻透彻的见解,亦有极富故事性的叙述,有益又有趣。读过《中国历史的教训:张宏杰讲明清反腐》与《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之后,我认为友人们的评价是中肯贴切的。

  今日不论文字,单论内容。前一本书从明清两代的反腐历程切入,在绪论中对中国古代王朝存在制度性腐败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并细致剖析了中国古代监察机制的特点和固有弊端;在正文中则以朱元璋、乾隆、嘉庆的反腐举措和成效为样本,具体呈现了专职皇权制度下反腐的逻辑规律,同时以海瑞、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刘光第为范例,生动表现了中国古代官员们在薄俸与陋规的夹攻下,或坚守或妥协的艰难与无奈。后一本书以低薪制度必然导向腐败为核心论点,在自序部分与前书绪论内容大致无二,在主体部分则以清朝皇帝反腐接连失败与清末英国人赫德主持粤海关反腐取得成功为对比,引入对中国古代低薪制度的反思,继而选取了汉唐宋明等历代俸禄史片段予以佐证,并通过曾国藩、刘光第、那桐等具体鲜活的案例进一步巩固了论证。

  按照作者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其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权力支配一切。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在范围上无所不在、在力量上无所能及。一方面,权力主宰着公私领域的方方面面,大至组织全国性的移民,小至规定老百姓的衣饰,都受制于统治者一己之好恶,明太祖朱元璋便是其中典型。另一方面,权力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依附权力者可以一夜暴富,如吕不韦凭借政治投机拜相封侯,被权力抛弃者则可能一夜赤贫,如《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浙江首商沈一石成为填补国库亏空的牺牲品被定罪抄家。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有明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权力万能的现实面前,一些人对权力趋之若鹜、对掌权者逢迎巴结,便不足为奇了。可以说,权力延伸到哪里,就会把腐败的种子带到哪里;权力有多么强大,就会使培育腐败种子的温床多么强大。

  其次,权力不受约束。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不仅是一只猛虎,而且是一只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猛虎。尽管中国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监督机制建设,一是监察系统垂直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有助于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免受其他机构和官员的掣肘;二是监察官员通常位卑权重,位卑则顾虑较少,故能保持锐意进取之心,权重则震慑较强,故能形成有效监督之势;三是中央和地方多重监察网络并行,多种监察方式并用,形成了形式上较为严密的监察系统,然而事实上,监察机构实际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作者直率地点出了传统监察机制存在的三个固有弊端:一是皇权是最大的腐败根源,但是监察官员并不能监督皇权,而仅是皇权的附庸。如《走向共和》中,慈禧对御史有一段训斥:“就是家里头养条狗,咬谁不要谁,让它咬几口,也得听主人的。不听主人的乱咬,咬得街坊四邻都不安。你们说,这样的人还能留吗?”可见,在封建集权时代,监察官员不是皇权的监督者,而是皇权的维护者和统治者意志的执行者;监察权力不是惩贪除恶的正义之剑,而是统治者强化权力、制衡下属的政治工具。二是封闭权力运行结构下的自体监督天然无力,效力受限。身处同一权力体系之内、利益网络之中,有的监察官员即使有心监督,也难免顾虑举发不成反遭反噬,或者虽然成功举发,却成为整个官僚集团的眼钉肉刺,因此大多时候只敢“拍蝇”、不敢“打虎”。《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郑泌昌数次告诫海瑞要“和光同尘”,揭露的与其说是其个人之丑陋,不如说是整个制度之溃疡。三是监察官员受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与其他官僚结成攻守同盟。样本案例如清代最大一起贪污案甘肃冒赈案,涉及甘肃省上下官员百余人,七年之内官员心照不宣,竟无一人举发,直至陕甘总督勒尔谨因筹措军费不力被撤职,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因做贼心虚主动捐银认罚,引起乾隆皇帝怀疑进而彻查,才终于东窗事发。

  再次,薄俸难以自足。中国传统社会大多实行低薪制,明清两代更是连官员正常的工作开支和衣食住行花销都难以保障,更遑论官员之间礼尚往来、人情交际之费用,这便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其结果是,官员们普遍要面对是否以“权”换“钱”以解决饥渴的难题。其中或许有两类官员不以此为“难”:一类是道德远高于常人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根本不屑以“权”换“钱”,坚决拒绝同流合污,而是会严格奉公守法,宁可因此承担生活清苦乃至同僚排挤的代价,极端案例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虽身为京官,却“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妻“帐被贫窭”,子女“敝衣敝裤,若乞人子”;另一类是道德远低于常人的拜金主义者,他们以奢华为荣、以逐利为乐,即使生活富足,依然欲壑难填,哪怕薪俸再高,亦是贪腐不止,明有刘瑾、清有和珅,皆为巨蠹。对于这两类非典型性官员,薪俸水平高或低皆无法动摇其心志、左右其言行,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效的。真正受到影响的是其他大部分官员,亦即作为凡夫俗子的你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既然入不敷出,势必需要寻找他途以填补亏空,个别家境殷实者或可得到家族接济补助,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收受各类黑灰色收入,尽管会有意愿强度和收受程度上的差别。颇为意味深长的是,作者指出大力推行低薪制的王朝具有一个共性,即统治者将腐败问题单纯归因于道德,认为只要做好道德教化,便可以培育一大批“存理遏欲”的当世包公,其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不过需要注意,尽管应当反对把腐败问题等同于道德问题,但是也要避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即把腐败问题等同于制度问题,而忽视人的伦理养成。实际上,“以德养廉”具有不可替代的治本之效,一直是也将继续是反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值得探讨的绝非道德教化的存废,而是提升道德教化实效性的合理路径,这便是另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话题了。

  我想,这两本书带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反腐需要走出理想主义,进入现实主义,建立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之上。绝大部分人皆非道德完人、而是凡夫俗子,因此应当承认:其一,人的本性有诸多面相,不忍人之心是人的本性,趋利避害也是人的本性,不能将反腐的期待寄托于某一位圣主明君、包公转世身上。一方面,圣主明君、包公转世的出现概率极小、不确定性极大,追求此种偶发性事件无异于将反腐重任之成败交付于骰子,且若要避免人亡政息,还必须保证接连掷出好点数,其困难程度和不可靠性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即使出现所谓圣主明君、包公转世,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其亦是凡人,无法做到事事无错、时时正确,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乾隆皇帝前期反腐态度坚决、手腕强硬、政风甚为清明,后期却懈怠求稳、带头腐败、吏治急遽腐烂,其警示不可谓不深刻。其二,人的本性有若干层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常态。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名臣皆为自律忠贞之士,却都不得不在坚守与妥协中求取平衡,即在常规允许的范围内,较为谨慎地收取一定数量的财物,以应对工作生活之需。可见,如果不正视官员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客观的薪酬需求,那么对腐败问题的归因分析将可能是抽象、冰冷和不全面的。

  从尊重人性的视角反思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腐败成因,进而比对观察当下我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选择,不难发现后者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取向。第一,如果承认掌权者具有为自己谋求更大利益的趋利本性,那么在设计权力的初始配置结构时便应当保持警惕,尤其注意避免权力过分强大、过于集中的情况。近年来,政府全面推行简政放权、实施权力清单管理制度,李克强总理曾谈到,简政放权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这表明改革的主要目的便是合理调整掌权者手中的权力范围,通过划定权力边界限缩权钱交易的空间。第二,如果承认监察官员具有减少自己遭受反噬可能性的避害本性,那么在建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时便应当格外慎重,仔细比较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的优劣长短。十八大之后,派驻纪检监察组改革逐渐铺开,巡视工作成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法宝利器,“打虎”“拍蝇”“猎狐”全面出击、成效显著,这无疑是对异体监督改革思路的有益汲取。第三,如果承认官员具有实仓廪、足衣食而后明礼节、知荣辱的本性,那么在制定养廉的配套保障制度时便应当抱持同理之心,通过合理的薪酬安排使官员不至于陷入囊中羞涩的窘境。以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高薪养廉成功实践为参考,我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李克强总理便提到,要“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其(指公务员)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保障他们的合理待遇和应有的尊严”。透过这几项制度安排,可以发现制度设计者对人性的认识已经更为理性,试图通过构建更符合人性规律、更顺应因势利导需求的制度机制来实现“以法反腐”,从而摆脱传统社会“以圣人反腐”的沉疴痼疾。

  《大宋提刑官》最后一集中,宋慈在拜祭父亲时颇为心灰意冷:“若要世道清明、除恶扬善,单凭我等仗义执法、查凶审案,是无济于事的。孩儿已疲惫不已,不堪重负了。”其实,人治之末路或许正是法治之开端。新时代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正在续写,以尊重人性为起点,既注重通过“以德养廉”培育更多自律自觉如宋慈、白贤的官员,更强调通过“以法反腐”促使如刁光斗、吴淼水之辈的官员亦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我们有理由相信,宋慈理想中世道清明、除恶扬善的光明前景已不远矣。
责任编辑:孔维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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